侯波毛泽东的专职摄影师
张星云
2017年11月26日晚，侯波去世了，网上寥寥数行的通告，以及那些她拍摄的著名照片，并不足以总结她复杂的身份。作为毛泽东摄影师的12年彻底改变了她的人生，毛泽东生前公开发表的700多幅照片中，侯波作品多达400多幅。
毛泽东畅游湘江之后，在农家门口小憩（1958年）
“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这么拍”
2003年，作为那次中法文化年的安排，法国阿尔勒国际摄影节主席弗朗索瓦·赫伯尔专门邀请侯波前来参加，并在摄影节期间举办了一场侯波、徐肖冰的大型摄影展览。为了配合这次展览，让-皮埃尔·费歇莱（Jean-Pierre Vecchelet）和鱼得乐（Claude Hudelot）两位法国纪录片导演还在前一年来了趟中国，将侯波、徐肖冰两位老人从北京拉到了延安走访拍摄，并最终制作了一部52分钟长的纪录片，名为《毛泽东的摄影师：侯波、徐肖冰》。
到了摄影节那天，侯波的丈夫徐肖冰年事已高，因此未能前往法国，是儿媳妇朱清宇陪侯波去的阿尔勒。该展览的中方协调人、中国特稿社的图片主编曾璜对本刊回忆说，当时由于南法夏天天黑得很晚，又正好赶上法国文化工作者工会罢工，因此摄影节开幕式当晚的所有进度都拖后了，两个法国人拍摄的纪录片很晚才开始放映，但全场观众没有人离开。凌晨1点多，放映结束，侯波走上前台，在座的几千位来自世界各国的摄影师全体起立为侯波鼓掌，掌声长达几分钟之久。
对于那些西方人来说，在此前的几十年中，毛泽东的那些照片在各类报纸、书籍上被大量使用，他们见过无数次。看完纪录片他们突然发现，原来这些照片全都出自同一位中国摄影师，一位瘦弱的老太太。
进入新华社摄影部的曾璜负责对外发稿工作，由此逐渐与侯波相识，后来侯波的外事工作基本由曾璜处理。因此那次阿尔勒之行，曾璜一直陪伴侯波左右。当时很多外国记者采访侯波，曾璜在一旁做翻译。记者们各个跃跃欲试，试图去探讨一届“红墙摄影师”政治宣传的摄影美学，侯波则只是诚实地答道：“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这么拍。”
从历史纵向角度来看，侯波确实与吴印咸有着某种承接关系。在延安时期，吴印咸是毛泽东的拍摄者，而1949年后，侯波成为中南海里毛泽东的私人摄影师，实际上接替了吴印咸的位置。而后在中南海工作的摄影师被集体归为“红墙摄影”，成为了一种工具和媒介。从上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的这30多年中，摄影是最重要的传播媒介，“红墙摄影”则间接地成为那场造神运动的工具。再往后，根据这批摄影师建立起来的红色影像和国家领导人的拍摄模式，也影响了新华社的后来者，成为不得不遵守的某种工作原则。于现在的视角来看，“红墙摄影”是一种宣传，但在客观上，它也变成了历史记录的一部分。
2003年阿尔勒之行后，侯波的作品在国外做了一次巡回展，英国、法国、德国、荷兰等国接连举办“徐肖冰、侯波摄影作品展览”。2006年，在平遥国际摄影节上，曾璜挑选了侯波和徐肖冰的50张照片，策划了一次回顾展“在毛泽东的那个年代”，并获平遥国际摄影节最高奖项。
侯波拍摄的《开国大典》《国庆节》《党的七届三中全会》《毛泽东在韶山》《毛泽东和亚非拉朋友在一起》等珍贵历史照片早已浸入中国人的集体记忆，她的作品流通在国际摄影收藏市场，她先后担任过中国女摄影家协会主席和中国文联第十届荣誉委員，并于2009年获中国摄影金像奖终身成就奖。“中国有许多优秀的摄影师，由于历史的偏爱，我才能成为这样一个幸运者。而在这个过程中吃的苦和我们得到的荣誉相比，真是不值一提。那些遭受的委屈我也是说说而已。一切来之不易，谁也不容易，我也不会抱怨谁。”侯波生前说道。
1949年，毛泽东与摄影记者徐肖冰、侯波合影
调入中南海
最初，带侯波走进摄影的是她的丈夫徐肖冰。
两人上世纪30年代分别奔赴延安投身革命。从边区中学到延安女子大学，侯波先后在延安上了七年学，当时许多中央领导都在延安大学讲过课。在这期间，她和后来的伴侣徐肖冰相识相恋，从灯红酒绿的上海来到这的徐肖冰，跟着中国第一代电影导演吴印咸学会了拍电影、拍照片。也正是从这时开始，他把摄影技术传授给了侯波。在抗战时期，徐肖冰驰骋在华北解放区，拍摄过《延安与八路军》《彭德怀指挥百团大战》等纪录片及照片。1949年后，他担任新闻电影的领导工作，成为我国新闻纪录电影的奠基者之一。
与徐肖冰相比，即便到了1946年，侯波对摄影依然处于一知半解的状态，而她的耐心和政治态度，弥补了摄影技术上的不足。
1946年6月，她被组织派到东北长春接收满洲樱花电影公司，被任命为摄影科长。科长的任务也不是在技术上起领导作用，主要是做政治思想工作。能得到这个认命，侯波自己分析是因为她在政治上靠得住。当时的满影厂摄影科是她一个中国人与六个日本技术人员打交道。开始日本人抵触情绪很大，她就在生活上关心他们，有时还把自己的一点细粮、副食给他们改善伙食。后来日本人也主动和她接近了。
从那时起，她开始学摄影。在单位她向日本技术员学习，回家向徐肖冰请教，取景、采光、洗印等等，这为她日后拍摄打下了很好的基础。但那时她也没想到自己会成为一个搞照相的，总觉得摄影是一项很难的工作。
1948年北平解放，她和徐肖冰都调入北平电影制片厂，准备为新中国服务。与毛泽东的第一次正式见面，便决定了她未来在中南海工作12年的命运。
1959年，毛泽东和亚非拉青年在一起
1949年5月，侯波去香山协助徐肖冰等完成毛泽东主席各种国事活动的摄影工作。一天，毛泽东在双清别墅接见一个苏联代表团，侯波与徐肖冰及新华社记者陈正青负责拍照片。会见结束后，毛泽东招呼他们坐下聊聊。他们和毛泽东聊了一会儿，起身告辞的时候，毛泽东提议大家照张合影。陈正青安排侯波、徐肖冰两人一左一右地站在毛泽东身边。毛泽东说：“不行，不能这样站，女同志是半边天，要站在中间。”于是，便有了侯波、徐肖冰和毛泽东的那张合影。
侯波之后连续在中南海拍过几次照片，那时，她白天到中南海拍摄，晚上就回电影厂。一天，时任毛泽东机要室主任的叶子龙与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杨尚昆找侯波谈话，告诉她组织决定调她进中南海，担任新成立的摄影科科长，专门负责为国家领导人拍照，包括领导人参加的各种活动，以及一些生活照的拍摄，而且是以拍摄毛泽东为主。
1949年6月，侯波被调到中南海，从此开始了在中南海长达12年的摄影工作。
见证历史
其实当时的侯波还并不是个非常成熟的摄影师，但香山那次偶然的见面，让侯波来到了毛泽东身边工作。在她作为毛泽东12年私人摄影师的过程中，最让她难忘的是开国大典。“在我的记忆中，没有一件事能与开国大典相比。”
1949年10月1日，在天安门城楼上，侯波端着120禄来相机，在有限的空间里不停地变换角度，拍完一卷，就要赶快换，生怕耽误了每个重要场面。
当天，为了安全，被允许上天安门城楼拍照的记者很少，侯波是唯一一位女摄影师。为了能尽量正面拍到毛泽东讲话，她尽可能地把身体伸到护栏外。毛泽东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那一瞬间，侯波按下快门。那张照片，后来在出版物中被不断使用，如今早已融入中国人的公共记忆。“每当我的名字随着这张照片登出来的时候，我都有一种自豪感，更有一种庆幸感。是历史给了我这样的机会。”
讲话结束，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不停地走动，侯波尽可能跟拍。为了抢到好角度，她使劲把身体伸出护栏，但又担心一不小心摔下去，正在手足无措之时，身后有人抓住她的衣角说：“你放心大胆地取景，我抓住你。”她赶紧找好角度，按下快门。待她拍完转身，发现抓住她衣角的人是周恩来。
侯波有着一股冲劲儿，这也许就是毛泽东选择她的原因。1958年11月，莫斯科召开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团会议，会议最后通过了《莫斯科宣言》与《和平宣言》。宣言签字仪式在一个大会议厅举行，各国记者也特别多。前面的人一站起来，侯波连主席台上的人脑袋都看不见了。就在她一筹莫展的时候，一个法国共产党代表把椅子拉了拉，想让她从桌子下面钻过去，侯波却一下子跳到了桌子上，对准正在签字的毛泽东快速按下了快门。看到一个小个子中国女记者这一跳，连主席台上的赫鲁晓夫都惊动了。
《毛泽东和顽童》是侯波作品中鲜为人知却最生动的一幅。影像中的毛泽东，刚从湘江游泳上岸，赤裸的双腿沾满了湘江的淤泥。一件条纹的毛巾浴衣散漫地裹着他发福的身体。毛泽东惬意地抽着香烟，同一个顽童逗乐。
当时按下快门的女摄影师却满身粪土。毛泽东在水里怡然自得地嬉水，侯波这只旱鸭子在岸上时前进时后退地抓拍镜头。结果，只看取景框的她掉进了身后的粪坑。等她被人从粪池中捞起来，毛泽东已经上岸。侯波来不及清洗干净，紧跟着毛泽东进到了一个庄稼人的院子。
“正好旁边走过来几个小孩子，他们大概不知道这个大胖子是谁，也没见过他们家来过这样的客人，就走过去看他抽烟。毛主席游泳游得开心，心情就好，想逗一逗小孩子，就问那个小朋友：‘你吃的什么东西？拿出来请客，大家都吃一点嘛。小孩子很天真，他也想逗一逗这位上了年纪的不速之客，就捂着手里的东西说：‘你猜，猜得着我就给你吃。我谅你也猜不着。毛主席说：‘我猜不着，你给我跳个舞吧。小孩很大方，就跳了起来。毛主席笑了，笑得特别高兴。”后来侯波回忆这段经历。
侯波在1958年春拍摄的这张照片，在灰暗的资料库里沉睡了差不多30年。因为，领袖公开的形象必须是严肃、深邃、衣冠楚楚的。
然而，有的时候那些打破严肃的影像，更具有影响力。1959年5月，毛泽东在中南海接见亚非拉各国青年朋友。那天原本每个人合影的位置都安排好了，侯波站在合影位置前等着拍照。但这些外国青年们进来后直奔毛泽东，将毛泽东团团围住。原本的安排被打乱了，周恩来只好站在他们面前充当临时指挥，但谁也不听。周恩来见状也就只能主动后退。侯波刚要拍，突然发现有人伸出手做V字形手势，正好在毛泽东的头上，她赶快把相机避开。侯波将那种松散而又热烈的合影场面顺利拍摄下来，随后又拍了正式合影。最终亚非拉各国青年结束访问时拿到手的是那张正式合影，而另外那张松散又热烈的合影，后来经过发表后广为流传，但凡中国和非洲、拉丁美洲有关的展览或一些政治、商务活动上，人们也会经常摆出这张照片。
侯波还拍了很多毛泽东的背影。1957年，《毛泽东在莫斯科大学接见中国留学生》这组照片中，侯波也许由于不敢跑到毛泽东正面怕影响他讲话，便在毛泽东身后举起相机拍摄。于是我们看到了一张极其罕见的照片，毛泽东站立的背影前，中国留学生黑压压的一片坐在座位上，毛泽东抬起左手，向留学生讲话。也正是在这段话中，他说出了那著名的一句：“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
1949年，周恩來和邓颖超在北平
巨大的孤独
然而，在中南海的12年里，除了拍摄毛泽东参加各类会议、会见各界人物以及出席外事活动外，侯波哪里都不能去，就守着电话，守着她的相机。人和摄影器材都时刻保持着一声令下立即行动的状态。晚上睡着了，只要外面有人跑动的声音传来，她就知道有事了，得赶紧爬起来，提起相机就往外跑。她的摄影包永远准备得好好的，不管白天黑夜就在她的手边。
大概从1953年开始，毛泽东在各地视察的时间远远多于他住在中南海的时间，很多时候住在列车上。他会带两只大箱子，里面几乎都是书。侯波也是两个箱子，分别装着摄影器材和生活用具。有时候她还要在列车上冲洗照片。
“毛主席主意一定，是谁也劝不住的。”毛泽东有的时候会突然提出要到哪里去看看，周围的保卫人员就迅速动作起来。因为侯波的准备工作做得好，毛泽东的任何突然行动，她都不会措手不及。那个时候，她去哪里，走多久，家人不知道，连她自己都不清楚。
在红墙内待了12年，侯波没有任何朋友。她住在勤政殿进门不远处一间20平方米左右的房子里，不允许和外人接触，徐肖冰自己在制片厂工作，要打报告才能进入中南海与侯波相见。而那时她的两个孩子虽然也住在中南海，但上的都是全日制幼儿园或学校，就是回家也很少能见到父母亲。
侯波的中南海生活充满了巨大的孤独，处于权力中心的12年里，她谨小慎微地工作着。后来她常被人问起为什么能长时间在领袖身边工作。“我想是因为我守规矩，对工作认真。”侯波回答道。
她并不像新华社摄影师有发稿任务，她当时给领导人拍的照片，都是资料档案，严格保存。“我根本没想过这些照片可以以个人名义公开发表，我也不知道这些照片将来有什么用途。”当时侯波只知道在毛泽东身边工作要绝对保密，她拍的照片也绝对保密。所以不管是领袖的重要活动还是生活照，她全认真登记保存在保险柜里。“我除了好好照相，什么也不多问不多想。”
在中南海时间长了，侯波发现领袖在生活中和常人一样，也有自己的喜怒哀乐，她就把他们在日常生活甚至是家庭生活中的一面记录下来。其中很多是他们和家人、朋友在一起的照片：毛泽东带孩子们在大海里游泳，刘少奇和家人在北戴河，游十三陵的朱德和战友，朱德和彭德怀下棋、邓小平一旁观看，周恩来夫妇纪念照，宋庆龄和她的女朋友们……有的领导不爱拍照，侯波就只能偷拍、抓拍，甚至把照相机藏起来拍。几十年过去，这些生活中的领袖照片反而是读者更加喜欢的照片。
拍摄毛泽东
毛泽东大大小小的活动，侯波都在场拍摄。基本上他出去她就跟着，甚至他散步侯波也会拍照。有一天毛泽东叫住她，对她说：“你不要把相机老对着我，要对着群众。我和群众在一起的你照，不要老照我一个人。”
和毛泽东待久了，侯波发现他也是个爱开玩笑的人。有一次毛泽东视察河南，棉花丰收，毛泽东很高兴。侯波想站在棉花垛上，拍一张周围都是棉花，毛泽东喜气洋洋的照片，可是她一爬上去就陷进了棉花垛里，爬得越高，陷得越深。棉花最后把她全淹住了。毛泽东发现了就说：“侯波掉进去了，你们看看她去。”几个人七手八脚把她拉出来，满身满头都是棉花。毛泽东开玩笑说：“这不是个雪人吗？”
虽然和毛泽东及其他领导都渐渐熟悉了，但在中南海工作，侯波依然时常处于紧张中，脑袋冒汗，手脚冰凉。
侯波拍摄时尽量不让毛泽东感觉到她的存在。他和群众在一起，她就在众多侍卫中、在欢呼的群众中，钻来钻去找角度。他一个人时，她就在他身边静悄悄拍摄。又要不打搅领导工作又要把照片拍摄下来，为此她想了不少办法，也吃了不少苦头。“有时候你并不知道他为什么会对你发火。”
侯波照相前要观察毛泽东情绪如何，尤其给他拍摄单人照的时候。后来她摸出了些规律，“如果毛主席晚上没休息好，看上去就气呼呼的”，这时候，侯波是不敢举相机的，“不用拿相机，主席就会冲我发火”。
侯波一直想拍一张主席看书的照片，但她没法直接到他的办公室观察他的情绪如何，即便周恩来或刘少奇要见毛泽东，都要通过他的侍卫。一次，毛泽东的侍卫长李银桥告诉侯波，毛泽东休息得很好，正在书房看书呢，等侯波扛着摄影器材过去时，就听见毛泽东拍着桌子，对一位将军训话：“如果有下一次，你就不要来见我。”侯波这时正好进了门，还没等她转身溜走，毛泽东便对她一瞪眼：“干什么？没看见我有客人吗？”
有一次在火车上，毛泽东埋头看书，侯波坐在他边上，悄悄拿相机对着他，他抬起头说：“你为什么老用一只眼睛看我？”侯波回答：“取景器放不下两只眼睛。”
1954年5月，毛泽东在北京十三陵
走出中南海
1961年3月，一大批工作人员被调离中南海，按当时的说法，这是毛泽东为了不让身边的工作人员脱离社会、脱离群众的一个决定。侯波也接到通知，被调到新华社工作。
出了中南海，侯波全北京不认识一个人，没有一个朋友。在每周七天每天24小时待命的红墙内工作了12年后，侯波试图回归正常生活。带着红墙摄影师的光环身份来到新华社后，侯波开始到山西、海南、黑龙江等地拍摄一些日常社会新闻。领导担心她社会新闻拍摄经验不足，会派有经验的记者和她一起采访。1965年，她还参加了大型舞蹈史诗《东方红》的拍摄。
但还没等侯波融入新华社，“文革”就开始了。徐肖冰下放到北京大兴县的文化部干校劳动，而侯波没有那么幸运，她被江青点名，被定性为“坏分子”“假党员”。她先是在新华社机关挨斗、挨打、游斗，之后，去了新华社在山西成立的永濟干校。很多新华社的一线记者和干部都去了那里。大家虽然去的同一个地方，但待遇不一样。摄影部有一个名单，黄色的是走“五七”道路的人，白色的是监督劳动的。侯波是在白色名单里。
在永济，徐肖冰从北京偷偷给她寄过几次粮票，有一次还夹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一首短诗，鼓励她要相信党和人民，一切问题终会得到解决。天冷了，徐肖冰又给她寄去棉鞋，还在鞋里装了几块糖果。造反派不仅没收了糖果，还训了侯波一顿。“他是要我好好地生活，爱惜自己的身体。那个年代不兴说什么爱不爱的，可这不是爱又是什么呢？”侯波曾说道。
后来在干校的全部人员都回来了，连看管他们的人都走了，只剩侯波一个人留在那里。五七干校校长说：“你走吧，留下你一个人怎么办呢？”1973年，侯波被送回新华社摄影部车间继续劳动改造，做了八年胶片漂水工，在暗房里洗照片。
那时她不能进新华社的门。后来有领导和她谈话，明确告诉她：“你是敌我矛盾，你要有自知之明。”因为1957年底中央办公厅警卫局摄影科便同新华社合并，侯波在中南海拍摄的照片全部存在新华社档案馆里。她回到新华社劳动改造的时候找过当时的新华社领导：“我过去拍的片子一些说明写得不大清楚，我能不能趁脑子清醒看看哪里有不准确的地方把它改过来。”领导回答她：“你的照片我们都整理好了，不用你整理。”听了这话，她流着泪走了。后来她就是想看自己拍摄的照片怕遭拒绝也不敢再去找他们了。
1977年，党组织为她平反，对她的定论是：侯波同志是忠于党和人民的。平反后，侯波被安排到摄影部人像摄影室工作。但她依然没法进入新华社的大门。直到1983年，组织号召老同志离休，她就打报告离休了。“在新华社工作期间我没留下什么照片，我没有为新华社做更多的贡献，非常遗憾。”侯波曾说道。
那一代攝影师
从中南海到新华社，甚至到了晚年，侯波始终是在一种小心翼翼的心态下生活。在毛泽东身边，她小心翼翼地包裹自己，即便老了之后，她和徐肖冰搬到儿子家住，见了外人也会不停地说自己活了这么多年，给儿子带来了很多麻烦。侯波代表了那一代摄影师，虽然每个个体不同，但他们身上的荣光和悲伤基本上是一致的。
陈小波1983年大学毕业后进入新华社摄影部工作，如今是新华社领衔编辑、中国摄影家协会副主席。她对本刊回忆，对侯波最初的印象是，个子小小的，提个包。那时侯波已经退休了，但常常在摄影部楼道里贴着墙边走，脸上总挂着谦卑的笑容，后来才知道，她是来请领导批准她办摄影展、并选照片的。
最终，新华社领导批准了侯波办摄影展的请求，并让她从新华社中国照片档案馆中取走了一部分基于底片制作的精放照片。1986年，中国摄影家协会主办的徐肖冰、侯波摄影展“伟大的历史记录”开幕，引起观众的热烈反响，作品进而到上海、杭州、桐乡、广州、汕头等地进行巡回展出。后来，两人的摄影作品编辑成书，并拿到国内外做展览。被这个时代裹挟着往前走的侯波，就这样于1986年迎来了一次转折。
而如她一样的一代摄影师，大部分则是默默无闻的。
新华社有明文规定，尤其对那个年代的摄影师们，不允许在自己手里保留任何一张底片，所有的底片都应收藏整理于新华社中国照片档案馆。一两百名新华社老摄影记者中的绝大部分人都严格遵守着新华社的原则，这也就意味着，他们这辈子没有出书或做展览的机会，一辈子无人知晓。
在陈小波执笔的“口述新华”系列以及作为主编的“新华典藏”项目中，她数次接近侯波，每次说到一些历史节点，侯波都会哽咽、泪水长流。陈小波能感觉到这个老人荣光背后的无奈和不易，更感受到她身上有后人永远无法破解的谜团。但她知道，“一位老人的去世就是一座小型博物馆的倒塌”，从2007年开始，她为近50位新华社老摄影记者做了口述史。陈小波拿着老摄影师们的照片和他们聊，有些老人甚至都忘了自己拍过这些照片，第一反应经常是：“这是我拍的吗？”如今，那些讲述者近乎一半已经离世。
回溯开国大典的时刻，侯波其实只是从侧面拍到了正在发言的毛泽东。而当时毛泽东正面最佳位置，由新华社摄影师陈正青拍摄了照片，他离毛泽东更近，那张照片也比侯波的照片更清晰。但在1966年，陈正青与他的妻子一同自杀了，陈正青版本的《开国大典》也因此失去了鲜活的讲述者，被逐渐埋没。而1961年接替侯波成为毛泽东在中南海的第二任摄影师的吕厚民，以及第三任钱嗣杰，也都不及侯波的光芒。
“中国不知道有多少优秀的摄影师，我是太幸运了，由于历史的错爱我才成为这样的幸运者。如今珍贵的，除了记录着历史的那些照片之外，还有留存在我脑海中的美好记忆，有些是与照片连在一起的，有些则是照片之外的。对我来说，这些记忆与照片一样，都属于历史。”侯波曾说道。
直至今日，我们能够看到的侯波作品，也仅仅是她所有作品的一部分，这些原始底片档案，全都存放于新华社中国照片档案馆。那个时代的诸多影像，就像那个时代的诸多秘密一样，随着当事人的离世被封存起来，并不急于重见天日。
（参考资料：《一切来之不易，侯波口述》，陈小波整理;《带翅膀的摄影师，侯波、徐肖冰口述回忆录》，刘明银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