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实
从2013年以来，在公众话语空间中越来越引起关注的儿童性侵事件，本质上是我们围绕儿童身体所进行的“文明化”过程。一方面，我们不再视与儿童谈论性（sex）为禁区，另一方面，对于以儿童身体为对象的性化（sexualize）行为则有了越来越多的规则和禁忌。今天我们视“儿童”为理所当然的概念，但这个概念17世纪才从成人世界分离出来，此后，“童年”才开始成为现代世界的价值观。对儿童身体的讨论，是一个处于历史进程中的文化建构过程。
界限：“纯真”与“性化”
半年前，6岁的小儿子问了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抱他的时候，他看着我的胸部，好像回忆起了婴儿期的往事，就问：“这是我小时候喝奶的地方吗？”我回答他：“是的。”他继续问：“为什么喝奶的地方有两个而不是一个呢？”我懵了。从哺乳功能上似乎很难给出解释，若要说“对称”这样的视觉概念，又直觉地感到不适合，好像将一种单纯的哺乳器官变成了一种“审美”对象，隐藏着含混不清的情欲;但这种界限何以存在、为什么这样划分，我那时也没有清晰的认识论。还有一次在书店买书，儿子被一本叫《屁股》的绘本吸引住了。他这个年龄的孩子，还没有摆脱对“屎尿屁”的兴趣，对这些人体部位充满天生的好奇。绘本的大部分内容都很有趣诙谐，但有一页却画着一位穿紧身短裙的女性丰满的屁股，写着“有些屁股走起来摇摇摆摆，是为了吸引人的目光”，旁边画着几个回头看的男性。这一页内容让我很尴尬，含混给他讲了两句便快速糊弄过去。有什么关于屁股的内容显然越过了某种界限，与孩子的纯真格格不入。但这条界限究竟是什么？
关于“喝奶”的问题，还让我想到大约20年前的中国城市，那时当众哺乳还并不是一个令人尴尬的场景。不仅在中国农村稀松平常，在城市也并不觉得突兀，观者的印象仅是觉得“一个母亲在给一个嗷嗷待哺的婴童喂食”。而如今，城市街头诸如“女性边骑三轮车边喂奶”的图片都会在网上被热炒，引来热烈围观和评论，让人感到人们的性观念——在这个例子中是审视裸露乳房的观念，已发生了剧变。这种剧变，仅仅用诺贝特·埃利亚斯在那本著名的《文明的進程》一书中所提出的“文明化”趋势来解释，似乎也缺乏解释力。他提出，越“文明”，与身体功能有关的人类行为就越受到严格的控制和管束，且内在化为各种情感机制（特别是尴尬和羞耻）的自我约束——过去三四岁的男孩穿开裆裤是多年传统，现在在公众场合穿却令人感到羞耻。但它的解释力对我来讲仍是有限的。看一看性教育水平最高的北欧，“文明”的进程似乎又不是仅仅在往身体的羞耻和尴尬这个方向走：十几年前，我曾在哥本哈根的一所教堂里，目睹一位年轻的母亲一边哺乳，一边参加教会小组的分享，那个壮硕男婴吮吸乳汁的洪亮咂巴声和满足的呻吟声贯穿整个冗长的讨论，但没有人感到尴尬或不适。那是一个我终生难忘的模棱两可的场景：它充满母性的光辉，却又不能说它没有任何情欲的色彩，只是性的成分恰好没有越过约定俗成的心理界限——这个界在哪里呢？这对我来说是个无法表述的谜题。
当我问从事儿童性心理发展与性教育研究的胡萍，儿童是否有性的认识、这种性的意识与童真是否冲突时，她告诉我，“从孩子一出生，他就开始认识‘性（sex），不断比较自己和父母身体的差异。大概在两岁半到三岁左右，完成对自身性别的确认和理解，包括对男人和女人性器官的认识”。与之相关但并不相同的另一个概念，则是成人世界的“性”概念（sexuality），它有一个对应的动词，“性化”（sexualize），这个词才更多具有文化上的性意味。在胡萍编写的性教育教材《成长与性》里，她向儿童解释了“我为什么是女孩或男孩”的问题，也详细介绍了男孩与女孩、男人与女人身体构造的不同，比如男孩有阴茎、女孩有阴道、女人的乳房和骨盆和男人都很不相同;进而，她讲解了“我是如何来到这世界上的”这个过去比较隐晦的问题。这是一个“很自然的生命过程，只要孩子提问，任何时候回答他关于身体的问题都是合适的，介绍生殖器也应该像介绍眼睛、鼻子、耳朵一样自然。同时，也要告诉他们这些部位的私密性和重要性，要像指导他如何吃饭睡觉一样平常”。这本书这种明确将性器官作为和其他身体器官无差别的功能器官来介绍的清晰性，不带任何污秽感和文化想象的色彩。
这让我想起另一本1968年美国出版的《宝宝是如何诞生的》（How Babies Are Made）的儿童性教育读本。它开篇展示了植物的繁殖和动物的繁殖，然后进入到人类的繁殖原理。它如此描绘：“爸爸的睾丸会产生精子，然后爸爸用阴茎把精子送进妈妈的身体。为了完成这个过程，爸爸和妈妈要面对面躺着，爸爸要把阴茎放进妈妈的阴道。不过，跟动植物不同的是，人类的爸爸和妈妈在创造一个小宝宝时是带有一种很私人的特殊感情的。”谈论性（sex）的忌讳正变得越来越小。美国医学博士大卫·鲁本在他的著作《性知识大全》的序言中曾写道：“身为一个精神病医生，我经常遇到一个异常矛盾的问题。在我所看的病人中，几乎每一个都是生活在太空时代而把他（她）们的性器官遗留在石器时代里，几千年来文明教化累积的结果并没有改进我们对于性器官的认识。目前街上满是黄色书刊，戏院也经常放映成人电影，互联网上色情网站多不胜数，大多数人的性知识可以说仍是差得很。一个喷射机驾驶员以每小时300公里的速度开着他的飞机在空中冲刺，他却不知道如何把他的阴茎往阴道推进七寸;一个女物理学家在白天探究着核基子的奥秘，她到了晚上只得孤独一人默想着同性恋的究竟。我们中间大多数人都处于一种令人不安的处境：我们对于23万8000里远的月球表面的了解，比对于我们自己脐下六寸的了解要来得多。我们每个人都曾经经历过从阴茎到阴道的七寸旅程，也都曾在母亲的子宫里待过280天，我们没有什么理由为自己曾经生活和旅行过的地方而感到烦恼。”性教育始于19世纪20世纪之交的西方;欧洲中世纪，对“性”的禁忌也达到了顶峰，对性的开放包容态度，将其视为一个自然的生命历程，也不过是近一个世纪的事。
然而，“性教育”还是没能回答我心中那个关于“界限”的疑问。玛丽斯普特国际组织中国代表处教育项目主管王龙玺告诉我，“性侵”这个概念，更多包含在具有社会文化含义的“性化”（sexuality）这个概念里，而不是纯生理意义上的“性”（sex）这个概念。他给我讲了一个引发成人争议的案例：一位三岁左右的小男孩，在幼儿园里出于对女孩子隐私部位的好奇，把手伸进一位同班小女孩的裤子里，触摸到了她的生殖器部位;小女孩回家后告诉了妈妈，这位妈妈到幼儿园声讨这个小男孩“性侵”，并认为他“毁掉了自己女儿的一辈子”。“这是一种对于性的过于恐惧。”王龙玺说，“男孩的动机是纯粹的好奇，不带有任何性欲的表达，解决的最佳方案是教育他要懂礼貌，不能触摸别人的隐私部位。而对女孩来讲，更没有必要说‘一辈子就毁了。所谓‘侵犯，具有很强的文化意味：在城市里，你已经无法想象大人去触碰小孩的生殖器，但在中国的广大农村，男孩子光着身子在田埂上飞奔的景象依然存在，有些大人仍然用狗尾巴草之类的东西去拨弄他们的阴茎，逗他们玩儿。这是一种‘性侵吗？这其实是不带有任何性欲表达的乡土文化。没有一种科学的标准可以去定义一种行为一定是性侵，一种一定不是，因为情欲的表达，或者说‘性化，是一个文化建构和随社会文化而变动的概念。”endprint
另一个例子是近来引起广泛关注的南京火车站“性侵”女童事件。北京理工大学性学研究者王文卿注意到，这起将手放在幼女胸部的“性侵女童”事件，与夏天偶尔裸露上半身以求凉快的“幼女裸胸现象”，围绕着“女童的胸部”这个焦点，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其背后隐含的则是未经检视的“界限意识”——这是这种“界限意识”，“决定了女童的胸部何时可以裸露和触摸，何时又通过各种禁忌被构造为一种‘禁地”。在他看来，在南京“性侵女童”的事件中，扮演着关键角色的是胸部的“性化”（sexualize），“正是因为身为哥哥的男子所触摸的身体部位被认定为具有‘性的含义，所以这个事件才被界定为‘性侵”。而那些袒胸的幼女，则被认为是“天真无邪”的，完全与“性”无关，也不是性行为的对象。接下来的问题是，“无性的幼女”与“有性的女童”之间的界限又在哪里呢？根據什么来确定界限？网络流传的照片无法判断女童乳房的发育状况，一些信息透露她大概10岁，尚未进入青春期。是什么力量左右着这场“性”与“非性”的界限划定呢？他最后仍然回到了“文明的进程”上：越早开始现代化进程，越接近“现代文明”的人越“文明”;在文明等级和阶序观念的指引下，农村人向城里人看齐，城里人向西方人看齐，在这样一个历史进程中，“儿童的身体被越来越早、越来越严密地包裹起来，而被包裹起来的身体则伴随着‘性化和‘羞耻化”。“文明化”让原本不被注意的行为成为“不文明行为”，降低了“暴力”和“侵犯”的门槛。但这个逻辑的问题也许是，那名男子的动机是被忽略的，他是否具有性的欲望和企图？而那个女孩的感受与反应也是未知的，她是否自愿，或是否感到不适？从2013年以来，在公众话语空间中越来越引起关注的儿童性侵，本质上是因为我们开始将儿童的身体与成人的身体分离开来看待，并围绕儿童建立起性禁忌的“文明化”过程;一方面，我们不再视与儿童谈论性（sex）为禁区，另一方面，对于性化（sexuality）的行为有了越来越多的禁忌。今天我们视“儿童”为理所当然的概念，但这个概念是17世纪才开始出现的。此后，“童年”才开始成为现代世界的价值观。这是一个历史的过程。
观看的历史：儿童身体的想象与禁忌
哺乳女性的乳房，为什么在一个更“文明化”的社会里不应袒露于人？为什么女童尚不清楚发育状况的胸部成为性禁忌的区域？对《屁股》绘本里某一页突兀的不适之感从何而来？ 这一切都始于对身体的观看，以及如何观看——我们生活在视觉文化中，现代性的知识系统在“看”的统治下，到了“无图无真相”的地步;身处这个视觉幻象的文化中，“性化”（sexualize）对感官的情欲或性欲刺激，最重要的是通过“看”来完成的。
在人类历史上，成年人对儿童的色情利用很普遍。在古希腊，男人和未成年男孩之间有一种学徒和情人、灵肉一体的特殊关系，如柏拉图在《会饮篇》中所述，这种男人男孩的组合被认为是一种高级的爱，带有“爱智慧”的教育目的。这种男人对男孩的迷恋，后来又出现在德国作家托马斯·曼在1911年创作的小说《死于威尼斯》里。小说里，男孩是美的化身，中年的男主人公因而陷入一种反常的情爱里不能自拔，最后为追随男孩而死。在中国历史上，对儿童的性剥削也曾是风气，甚至是文人风雅，雏妓就是一例;19世纪的欧洲也有儿童娼妓的大量记载。随着儿童权利概念和保护意识的上升，“恋童癖”这个词语才在现代被构建出来，儿童不再是成人的合法性对象。
儿童的身体过去并不存在。法国社会学家菲利普·阿利埃斯在《儿童的世纪》里追溯，12世纪前后，中世纪的艺术还未涉及儿童。一幅11世纪奥托风格的宗教细密画如此曲解儿童的身体：耶稣要求人们允许小孩到他身边去，然而，细密画家却在耶稣周围画了八个真正的成年人，肌肉发达，只在个子上画小了一点。一直到13世纪末，儿童没有自身的特点，只是身材缩小的成人。我们现代人约定俗成的道德观念中，成年人在孩子面前会避谈有关性的话题，不能有任何性暗示，但古代社会对此观念则完全陌生。16世纪晚期和17世纪初，亨利四世的御医艾罗阿尔在记载小路易十三生活点滴的日记里，多次记录宫廷里的人对儿童所开的放肆、粗俗的性玩笑，侯爵夫人、保姆都经常把手伸进他的衣服里，拨弄他的阴茎，大家都鼓励他不断向人展示自己的阴茎，而且对在大庭广众之下的下流举止不以为耻，反而习以为常。这样的性器官玩笑，直到他7岁时才消失，这也是17世纪宗教和道德更新的信号。而一旦到了7岁，儿童就与成人混杂在一起了，每天和成人一起工作和玩耍;所有年龄和阶层的人都被卷入相同的生活激流中，没有给任何人留下独处和私密的时间。在17世纪，男青年在14岁结婚开始变得少见，但姑娘13岁结婚却仍然十分流行。阿利埃斯对17世纪之前的人们让孩子观摩男性性器官的手术或毫无恶感的在公开场合允许儿童做一些诸如允许他们触摸性器官的动作，是这样看的：“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有二。人们相信未发育的儿童对性行为浑然不知、漠不关心，因此，那些动作和这方面的暗示对他们不会产生后果，这些动作是无意识的，失去了性方面的特殊意义，它们是中性的。第二个原因是，当时并不存在这样的观念，即与性行为有关的事物会毒害儿童无辜的心灵，即使将这些事物的晦涩含义除去，也不会。而事实上，或在公众的舆论中，人们甚至还没有意识到儿童纯真心灵的真正存在。”直到18世纪，随着学校教育体系完善和道德改革，才让儿童在进入成人世界之前，受到一种特殊的对待和保护性的隔离，其中包括对儿童天性的研究和身体的独立对待，“童年”在现代社会的早期被发明了出来。
在《后身体：文化、权力和生命政治学》一书里，理查德·莱伯特讨论了绘画中的女孩形象与现代性的文化想象。他追溯了西方将儿童的性作为一种视觉符号，几百年来观看方式的演变。始于17世纪的现代性的历史，正越来越多地被构建成一种“看”的文化，而儿童的身体——以及他们身体的性，一直是人们与现代世界达成妥协的主要场所。莱伯特写道：“现代性对儿童和童年时代表现出的关注程度在西方早期历史上是空前的，教育、宗教、德育、医学、精神病学家、社会治安和法律等话语场所都对此有所反映。儿童的问题首先在18世纪开始变成热点话题，19世纪人们的关注几乎发展到痴迷的程度，到了20世纪也未见衰退，尽管争议的焦点这时已经有所改变。总体说来，18世纪极端重视上流社会儿童的成年责任教育问题，具体到实践和道德教育两个层面，主要涉及家庭名誉和经济地位两个方面。相比之下，19世纪，焦点转向了儿童的性问题，话语集中到了自慰问题上。在我们这个世纪，至少自20世纪60年代起，成人对儿童自慰问题的兴趣大幅度下降，注意力更多地投向犯罪和儿童暴力问题——成人对儿童的恐惧日益增加。这个焦点重新引发了现代性对儿童天性问题的追问。”endprint
在19世纪的画家雷诺阿那里，女孩和花朵的传统意向相关联，表达了“纯真”的主题。当他描绘孩子时，他弯下腰蹲下来，用孩子的视角观看世界，这使得他的儿童肖像画在漫长的绘画史中与众不同，他与孩子之间有明显共鸣。但他也必然避开了童年时代其实并不完全纯真的事实。他的纯真女孩因而成为19世纪儿童形象的独特性，这种纯真的独特形象，是医治19世纪欧洲社会快速变化和严酷现实的良药。而19世纪的法国画家格勒兹则不同，他笔下有着娇嫩小脸和裸露的、发育中的胸脯的少女，以及她湿润丰满的下唇和精心修饰仍有些凌乱的头发，表达的都不是少女的纯真，而是卖弄风情的女孩流露的性吸引力。到了20世纪，法国画家巴尔蒂斯挑战了最后的禁忌，不仅以油画《吉他课》表现同性恋女教师对女学生的性侮辱，而且又以一幅《街道》，表现了成年男性对青春期的少女爱抚的愕然场景。
到了20世纪上半叶，“看”的方式的也发生了变化;大众媒体——电视、报纸、杂志的兴起，让“看”变得更加无处不在。已故美国童星秀兰·邓波儿曾是20世纪30年代童真形象的代表。她具有动物行为学家康拉德·洛伦兹所定义的“婴儿模式”的一切特征，大脑袋、圆脸、大眼睛、酒窝、爱玩儿、好奇、天真无邪，让人产生“养育本能”而非“性欲望”。在秀兰·邓波儿的好莱坞“纯真时代”，天真无邪是不可侵犯的。虽然她也曾搔首弄姿吸引有恋童癖的成年男人观众，制片人也让成人演员搭档把她时不时举起来露出内裤制造错觉，但恋童和儿童的性意识还不是一个被广泛讨论的话题。这样的儿童形象自邓波儿发育为少女之后就不再有了，虽然她胸部高挺，脸庞更狭窄清秀，也有了少女的羞涩，但观众们眷恋和幻想的只是她的童真。20世纪50年代，自从纳博科夫的《洛丽塔》在争议中流行起来，后来又被拍成数个版本的电影，女孩的形象就常常帶有洛丽塔的影子了——早熟、世故、天真与风情混合并存，具有强烈的性吸引力和诱惑力。20世纪60年代，随着女权运动的发展，对儿童身体的保护和恋童的讨论逐渐进入公共话语空间。
也是在20世纪，著名媒体文化研究者尼尔·波兹曼预言了“童年的消失”。如果说印刷术发明了童年（儿童必须识字、接受教育，才能成长为成年人），那么电子媒介则消解着童年：在铺天盖地的广告、图片、电视屏幕上，儿童过早接触到成人的社会，见识到的东西多了，辨别能力却跟不上，更不知道如何拒绝成人世界中某些观念和言行;信息的壁垒消失了，变得无法控制。成人和儿童在行为举止、语言习惯、处事态度和需求欲望上，甚至在身体上，都越来越难以分辨。作为一个人造发明物的“童年”，现在又随着科技的发展和文化的变迁开始消逝;电视把成人的性秘密和世间暴力转变为娱乐，并把新闻、广告信息的接受维持在10岁左右孩子的智力水准上。当《童年的消逝》出版时，互联网还没有兴起;如今的网络世界似乎进一步应验了他的预言。在互联网上，人们越来越强烈地意识到恋童癖和色情摄影之间有着某种关联，流行时尚与童装的成人化、性感化也越来越关联。十几年来，在西方，尤其是美国，围绕色情艺术表现性欲的界限模糊的问题一直在展开激烈的争论，在这个界限的确定问题上遭遇到很大的困难和不确定性。追随西方“文明化”进程的中国，如今也遭遇了界限的困境，儿童形象比其他任何问题都更迫切地呼唤这个界限的确立。这也是性侵犯屡屡进入公众话语空间受到关注的背景：人们渴望保护近乎乡愁的童真，对失去它备感焦虑;但那条分割儿童身体与“性”（sexuality）的明确界限，还在建构之中，充满不确定性。王龙玺告诉我，甚至某种意义上，将“纯真”和“性化”对立起来，可能也是一种过时的理念，“看看现代社会铺天盖地充满色情意味的广告和图像吧，与儿童谈论性，一定比公共空间的性纯真”。endprint
